随着中国企业海外布局不断深化，跨境融资需求日益旺盛，银行境外贷款业务实现较快增长。
在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日前举办的新闻通气会上，一组数据显示，截至2026年6月末，上海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境外贷款余额达1.08万亿元，较年初增长11%。其中，外币境外贷款余额624亿美元，较年初增长10%；人民币境外贷款余额6569亿元，较年初增长14%。
值得关注的是，政策层面的支持也为境外贷款业务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。2026年4月，中国人民银行、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《关于调整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贷款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通过提高部分银行境外贷款额度上限、优化间接贷款业务办理规则等措施，进一步拓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空间。
受访人士认为，随着企业出海步伐加快，叠加相关政策支持，银行境外贷款业务有望迎来新的发展机遇。不过，在拓展境外贷款业务的同时，银行也需加强跨境风险管理，提升对境外市场、法律环境及客户信用风险的识别和防控能力。
境外贷款额度扩容
以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为例，该行持续优化境外贷款币种结构，今年境外人民币贷款投放占比超50%。针对外资汽车供应链企业，分行搭建“跨境融资+海外结算+境内采购”的闭环模式，通过转化合同币种，为新加坡公司投放人民币贷款，有效降低汇兑波动带来的经营成本，进一步拓宽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的使用场景。
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党委书记、行长朱义明指出，今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提出加大信贷、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、引导企业优化全球市场布局。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持续丰富跨境融资供给，近3年分行境外贷款规模持续扩容，年增速超30%，境外企业融资余额突破600亿元，业务覆盖10余个国家，投放重点匹配央国企与实体民企海外布局需求。
银行境外贷款业务加快发展的背后，离不开政策支持。《通知》针对境外贷款额度及业务办理流程作出调整，进一步提升银行跨境资金配置能力。
国家外汇管理局宁波市分局局长楼航撰文指出，《通知》有两大亮点：第一个亮点是，额度加码，大幅提高三类银行境外贷款余额上限。本次调整受益银行有三类，一是外资银行。境内外商独资银行、境内中外合资银行、外国银行境内分行的境外贷款杠杆率由0.5上调至1.5，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金融机构在内地（大陆）设立的银行机构比照适用。同等资本规模下可贷规模扩大至原来的3倍。二是政策性银行。政策将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境外贷款杠杆率由3上调至3.5，进一步释放政策性金融支持能力。三是中小型银行。政策将保底额度从20亿元大幅提至100亿元。根据公式“境外贷款余额上限＝境内银行一级资本净额×境外贷款杠杆率×宏观审慎调节参数”计算，如计算结果小于100亿元，则核定该银行境外贷款余额上限为100亿元。对于资本规模较小的银行，其境外贷款额度的保底上限得到了显著提高。
第二个亮点是，规则简化，优化间接贷款流程。境外贷款既包括境内银行向境外企业直接提供贷款的跨境直贷，也包括境内银行通过境外代理行办理的间接贷款。《通知》明确境内银行通过向境外银行融出资金等方式，间接向境外企业发放一年期以上本外币贷款的，可由境外银行依据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相关法律法规办理，实质上取消了间接贷款的登记要求。这一调整适用于所有开展此类业务的境内银行，大幅减轻合规负担，减少跨境业务的制度摩擦，提升了跨境资金配置效率。
在实际操作中，首都银行（中国）行长黄振东指出，《通知》对外资银行开展境外贷款业务给予了较大支持。比如，境外贷款额度的相关系数提高至1.5，这意味着外资银行可以开展更大规模的境外贷款业务，同时也鼓励外资银行加强与境外金融机构的合作。由于部分国家和地区存在跨境融资方面的税收限制，银行直接向当地中资企业提供融资可能面临较高的税收成本。通过境内外机构之间的业务分工，既能够发挥各自优势，也有助于降低企业跨境融资成本。
拓展人民币跨境使用场景
整体来看，广发证券银行分析师倪军在研报中指出，对于银行而言，境外业务有望阶段性对冲国内净息差下行压力。伴随金融制度型开放推进、中资产业链出海、人民币国际化与 CIPS 体系不断成熟，轻资本业务具备拓展空间。国有行均受益于制度型开放、人民币国际化、中资企业出海的长期红利。
西部证券指出，《通知》配合“十五五”开局高质量出海、制度型开放等战略目标，为“新三样”等优势产能的海外深耕提供金融护航，对接高端制造业的重资产出海需求。此外，企业通过境外银行进行转贷或参与国际银团贷款时，不再受国内繁琐的参照审查限制，可直接依据当地法规办理，极大降低了企业的跨境合规成本。此外，境外贷款是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重要场景，放宽境外贷款投放额度有利于引导更多境外主体持有、使用、交易人民币，培育资产配置需求，推动人民币由结算工具向投资与储备属性跃迁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。
与境内贷款相比，境外贷款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、监管制度及市场环境，对银行跨境经营和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楼航撰文表示，银行境外贷款具备多主体、多环节、多法律体系的特点，叠加境外企业尽职调查难、地缘政治波动等因素，导致境外贷款面临更多风险。一旦出现不良，由于跨境法律差异大、司法执行难，不良清收周期长，回收率低。特别是我国“走出去”企业较多位于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国家，在政治、社会秩序、经济运行方面相对存在更大风险。银行贷款额度的扩容，意味着银行潜在风险头寸扩大，对银行风险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倪军也指出，中资银行可以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为核心，分层经营客户，通过境内外联动、前置风控、细分赛道聚焦，在合规边界内挖掘收益，同时控制合规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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